脑控受害者绝不

 ． 我是这样被脑控武器找上的

我是湖南耒阳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杭州萧山工作，在杭州参加过两次老乡会，结识了在杭州做官的许行贯（湖南人，原浙江省副省长）、高德占（山东人，原天津市委书记）政治集团的湖南籍官员，中国官场存在一个湖南人和山东人勾结的政治集团！

2000年，浙江省农业厅工会副主任周伯朝（男，湖南祈阳人）主动找上我，要求在我工作单位里提供“送礼”给他的机会，从此，我发现自己被人以“周伯朝”的名义进行监控和跟踪。在这个过程，周伯朝当面教唆过我，这使我可以明确判断自己遭受脑控武器侵害的起始！

2． 百分百确定是政府机构施害

我与周伯朝相交七年多，绝对确定周伯朝政治关系来自高、许政治集团，一天24小时的监控迫害，几个政治派系同时施害，这不是某一个变态的犯罪个人所能做得到。客观上，施恶者与受害者存在沟通，像张岐（山东人，许行贯的“接班人”）2004年出任杭州市西湖区委副书记、贺仁雨2005年提前调离衡阳市长位置、周伯华2006年提前调离湖南省长的位置、袁延文2007年出任耒阳市委书记等这类官场机密我也能提前知晓，这不是某一个变态的犯罪个人所能掌控。2009年3月10日，衡阳市国安局局长黄江衡面对面地承认我的脑控受害灾难，此时，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我的施害者就是政府机构！

3． 害人者以“警察”自居

害人者一开始就是就是用“警车”对我实施骚扰的，后来又以我熟识的“警察干部”对我实施思维干扰。2003年，我留在湖南衡阳（耒阳），湖南的脑控武器操控者也先后以衡阳市公安局局长杨琪君、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江的身份纠缠上我。2003年，广东省的秘密警察开始介入这场灾难，广东省的脑控武器操控者也以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的名义对我实施思维沟通，2007年，老厅长退居二线，新的“梁伟发厅长”也来到我的身边，给我思维的感觉是确实换了个人。害人者以“警察”自居，不是说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就是在说明自己与“警察身份”的关系，而事实上两者都是！

4． 公安还是国安

可以设置脑控武器的政府机构只能是“公安”和“国安”！我到过湖南省衡阳市和广东省中山市的公安局上访和考证，公安局都承认过存在这种监控武器，但对解决这个问题无能为力！从2006年起，经过两年多到中山市公安局的上访和查证，尤其是通过与中山市国保支队李毅警官的坦诚交往，使我相信，至少不可能在地市级公安机构内部设置这种秘密部门！

我也到过湖南省衡阳市和广东省中山市国安局上访，国安局一开始都拒不承认脑控受害者事实，这就似犯罪者逃避自己“罪行”。直到2008年，中山市国安局的张主任最后建议我“回到事发地解决”；2009年3月10日，衡阳市国安局局长黄江衡终于承认我的脑控受害灾难，并表面上承诺要帮我解决脑控受害。

脑控武器从来就是一种间谍武器，这种“间谍武器”它不设置在政府间谍机构——国安机构，它还会设置在哪里？

是的，脑控武器也可能设置在军队的情治机构。然而，这不也恰恰说明可以设置在地方的情治机构吗？我确信，害人者对我实施一天24小时的脑控迫害是在利用我的思维及身边的人、事、物作政治斗争的沟通。如果军队干涉政府，谈何“安全”，这个机构就是“危险机构”了！实际上，就我知晓的几百个脑控受害者，以政府机构施害的最多！

5． 脑控武器设置在地市级，这与国安机构的设置是一致

从2000年受害，我居住生活过的地区有：浙江省杭州市、湖南省衡阳市（耒阳）、湖南省的郴州市、湖南省株洲市、广东省中山市。这几个地区都是地市级地区，我到一个地区，当地的秘密警察都会亲自介入我身陷的所谓政治斗争中，而且各地的秘密警察都只是维护同级政府官员的所谓政治利益！

2003年，因为我一个中学女同学成为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的“情妇”，广州市的秘密警察开始介入这场“政治斗争”，2006年，我逃亡广东省中山市，中山市的秘密警察才开始介入，并不是广州市的秘密警察代其行为。而当我在同一个地市级区域内的县市级之间移动时施害者没有变化，这更清楚地表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脑控武器操控者，脑控武器设置到地市级区域，这与国安机构的设置是一致的！

6． 相同案例证实是国安机构所为

2002年，湖北省武汉市脑控受害者彭俊斌（男,身份证:420104660227431电话:0769-83052681）几经上访求助，得到湖北省委黄副书记批示，就是要求湖北省国安厅处理的。从古到今，间谍机构就是“权中之权”，就是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

2008年，我联系上同是湖南省耒阳市的脑控受害者贺伟华（男，电话：0734--4334319）， 贺先生是一个“政治异见者”，可以说他是一个“有辜”脑控受害者。在我认识贺先生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知贺先生因为政治原因两次入狱，一次被迫进精神病院 （不进就得继续坐牢），而与贺先生打交道的政府机构只有衡阳市国安局和公安局的国保支队，需要对贺先生实施监视控制的也只能来自这两个部门！这种监控贺先生的脑控武器不设置在衡阳市公安局，就一定是设置在衡阳市国安局！

7．不愿面对问题的国安局长

2008年8月5日，经过多次上访后，出于奥运会的政治压力，衡阳市国安局局长黄江衡在他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接访我这个脑控受害者。这一次，黄不敢面对任何问题，不敢面对脑控受害者灾难，不敢面对我考证的脑控受害事实，不敢面对衡阳市国安机构秘密警察灭绝人性的脑控武器施害！2009年3月10日， 在衡阳市国安局传达室旁边的房间里，黄江衡第二次接访了我这个脑控受害者，出我意料地一见面就说，“不否认”我的脑控受害灾难，坐下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你的问题终于要结束了”，要求我改变斗争的思维方式，给他“一个月时间”，答应解决我的脑控受害灾难，还承诺给我其他帮助。只是，直到今天，2009年10月4日，黄的承诺一个都没有实现！2009年4月22日，按照上次黄接访时的约定，还是在衡阳市国安局传达室旁边的房间里，黄江衡第三次接访了我，我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不惜你一个老百姓的生命”这是衡阳市的施恶者告知我而迫害我的真实原因！三次接访，我已越来越明显地感知到黄的立场就是衡阳施恶者的立场。实际上，酷刑虐待我的施恶者主要就是衡阳市的秘密警察！就算是一条生命，也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命！黄是不愿！！

2009年3月10日衡阳市国安局长黄江衡面对面地承认我的脑控受害灾难后，我的脑控迫害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受害程度有所减轻，实际也就是衡阳市的秘密警察对我的酷刑虐待有所减少。2008年3月我上访衡阳市市政府，衡阳市副市长段志刚通过他的秘书王春生告知我：“要严惩犯罪者！”他的这个表态当时对我的脑控受害什么影响也没有。这证明，黄可以触及到衡阳市的脑控武器操控者！

值得一提的是，三次面对面的接访，衡阳市国安局局长黄江衡先生没有半点要诬我精神病的嫌疑！

脑控受害者: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