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的反脑控斗争
脑控技术及其用以对人类大脑进行电磁波攻击，以便通过脑电波进行精神控制的脑控武器，是近年来出现在世界许多国家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高科技事物。有关资料显示，这一技术的研究起源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试图控制人类精神的计划。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接续了精神控制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进行了大量的人体实验，乃至用于获取情报的间谍活动和谋害敌方重要人物的特工行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脑控技术作为一种信息控制技术伴随着人类在卫星通信和遥感技术、电磁波和定向能攻击技术、纳米级微型材料、以及对人脑思维解读能力的提高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些比早期脑控技术更加功能强大、使用隐秘、技术途径多样、操作方便，并可用于发动远程军事攻击、脑科学科研实验手段和间谍跟踪活动的脑控武器终于出现在人类生活中，并逐步开发出选择适当技术途径避免电磁波辐射危害的民用脑控产品。但是，脑控武器对人脑思维进行枢纽性控制的强大功能，以及隐蔽使用和使用后受害者难以查证的特性，诱导了这种武器的掌握者没有约束的滥用及其肆无忌惮。新的技术可能性大大超前于现有人类法律体系的技术前提和普通人的基本生活常识及其对抗侵害的观念和能力，从而构成了威胁人类生活的巨大挑战。与世界脑科学研究前沿领域的 “全球人类脑计划”和脑控武器
研发并投入实战的形势相比，人们对治其威胁和危害的努力却十分滞后。全球许多国家的普通公众要么在脑控武器攻击下沦为各国战略性“脑计划”研究的人体实验牺牲品，要么在政客们的阴谋诡计中遭遇隐蔽性政治暗害，甚至面临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流氓性深度骚扰和脑内思维信息的被窃取和传播。
公众对脑控武器的滥用所凸现的人类脑思维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尚没有足够的认知和警惕。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对脑控武器研发、运用及其进展的知识封锁和信息保密，使普通公众很难通过媒体的零星报道和闪烁其词的专家言论获得足够权威的完整了解。一旦技术和政治野心家们突破脆弱的科技伦理和法律原则而拒绝在高科技的卓绝与公众的无知之间实现知识不对称关系中的权利平衡和人性价值尊重，那么，被政府和他人利用科技和知识优势对其进行人身侵害和侵害性谋利就成为普通公众的悲惨处境。
然而，世界的法则并不总是由脑控武器的掌握和运用者们所决定的。利用脑控武器攻击人脑，并从人脑外部输入对话声音和强制制造精神和生理感觉的侵害行为是一个让受害者能够感觉到的危机事实。即便是那些只是被窃取和传播脑内思维信息的受害者也总是可以从隐私被社会隐蔽传播的蛛丝马迹中感到蹊跷，并寻求查证。更不用说那些遭受强度电磁波和定向能武器攻击的受害者对自己出现身体被物理烧伤的状况有作出遭受侵害判断的基本能力。这意味着，一旦他们从知识上获得这是一种脑控武器和定向能武器攻击的认识，一场受害者反脑控武器滥用的技术、社会、政治和法律斗争就将开展起来。叙述在一个严重滥用脑控武器侵害人民权利的国家中受害者如何开展反脑控斗争，并对这种斗争的性质、认识和方向发表评论，对那些正在遭受脑控侵害的受难者及其斗争者们来说是一个经验和历程的总结；对那些不了解脑控武器及其侵害后果的普通公众来说，将是一种促进脑控问题社会认知和觉醒的宣传；对那些实施脑控侵害的犯罪分子们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抗议和受害者展现反脑控斗争决心、意志和行动的事件。
二，反脑控斗争中的认知和行动
尽管中国反脑控斗争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京忻中庆等人零星的上书政府的活动，但真正形成全国性反脑控斗争认识和形势的是互联网出现后90-年代开
始至今的反脑控斗争。一位网名为“白鸽”的脑控受害者以受到脑控为由向司法机关提起告诉未果，而开始在互联网QQ中建立白鸽反脑控群，并吸引了一批希望了解脑控问题或认为自己被脑控的网民。网络联系形式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反脑控认知。随后出现的一大批反脑控QQ群及其难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使许多在个人的受难中无以解释自己的处境，并经常被自己和他人视为“精神病患者”的人们，发现自己的“症状”属于受到电子精神控制的侵害。当一个人面临精神幻听、身体不适和脑思维被窃取和传播的状况，而理解这一状况又超出其常识和技术知识的解释能力时，人们就总是会寻求能够帮助了解自己处境的知识发现和解决途径。越来越多的被自己判断为脑控受害者的人加入到这些QQ群中，并支持所有那些有利于解除脑控侵害和威胁的反脑控斗争。网名为“神仙姐姐”、留学英国并发现在英国被脑控，然后被迫弃学回国的深圳女受害者孙贤。随后公开在网上建立了专门介绍脑控知识和翻译脑控国际文献的博客。同样有留学经历的山东难友李春香也在网络中翻译了许多脑控问题的国外文献，并把国外反脑控斗争的信息及时传到国内。这两位留学生的知识介绍和文献翻译工作对2005年以前时期中国脑控受害者获得脑控问题的技术知识和国际上反脑控斗争的信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阔视野的作用。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留学外国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脑控问题的认识常常囿于一己所见。在“神仙姐姐”看来，中国出现的大面积脑控问题，是一种来自国际上特别是英国的脑控技术向中国民间社会的非法流传。这种技术被社会中的恶人用来侵害中国普通公众。按照这种解释，中国反脑控斗争的方式，除了向公众进行脑控技术的知识宣传外，主要是针对不同受害者的情况而让人们自己到所在地的社会和自己身边的人中去寻找施加侵害的那些恶人，然后联系国家机关的管理行动进行制止和惩罚。在这样的认识和主张下，政府即便不是一种解决脑控问题的积极力量，那也不被认为是脑控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尽管这种看法带有一种善良的知识女性因回避政治恐惧而扭曲了认知判断的色彩，但他们主要还是受其自己特殊经历的影响。可是，中国绝大多数脑控受害者都不象他们那样有在国外受害的经历。大面积的中国公众在中国遭受脑控武器攻击，而国家安全机关又拒绝立案调查的事实，恐怕很难排除政府作为脑控问题本身之一部分的判断和推测。“神仙姐姐”的认识使其很难真正带领受害者进行全国性的反脑控斗争。实际上，当她在经历了反脑控国际文献的翻译和宣传阶段后，她的热情就消退了。她所做的实际斗争是对被其认定的深圳某地某楼层的某户“恶人”进行痛骂。当一个女人的生活受到根本性颠覆时，情绪上的愤怒总是令人同情。在此之后，她寻求难友支持的已经不是如何反脑控的斗争行动，而是她参加某个地方的家庭厨艺大赛而需要难友粉丝支持才能获奖的那种期待。
更多的脑控受害者认为，从技术的先进性和侵害后果的严重性上讲，中国民间不可能掌握如此专业和重要的技术，即便这种技术通过国外走私而在中国民间出现了，那么，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脑控技术的滥用对国家机密和社会安全造成的危害、威胁和混乱那也会促使政府收缴该武器并禁止其在民间社会中的使用和流传。中国政府连社会中存在的普通刀具都收缴，更何况是军事武器，而且是可以用于大脑精神控制的高科技新武器。政府对全国出现众多的反脑控投诉拒绝调查立案的事实，恰好说明了出现大面积脑控侵害是与政府有关的严重事件。南京忻中庆等一些从“文革”中走过来，并对中国政治有历史经验但仍有深刻恐惧感的人，主张使用“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非法使用“秘密遥控人体和大脑（精神）技术”这样一种措词，强调在反脑控斗争中区分有组织的政府所为与政府中公权私用性质的“一小撮犯罪分子”所为的重要性，并因此与网名为“反冒名”的重庆难友杨万江等发生争论。后者认为，用以进行脑控侵害的技术是一种武器级技术，并被有关文献称为“脑控武器”，或“非杀伤性武器”，“新概念武器”等。针对众多普通公民使用脑控武器进行攻击性侵害的行为，在其事件本身的基本性质上是对人民发动军事进攻的内战罪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该武器的技术先进性和其滥用的严重危害性、受害人群的广泛性，使这一事件不可能只是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偶然的公权私用，而是有组织的政府特务机构或军队为达到特定目的实施的隐蔽性职务侵害行为。尽管针对什么样的人进行脑控也受到这些机构内脑控行动决策者个人目的、偏好和判断的影响，但这样的武器被用以针对普通公民使用，如果不是得到国家和军队高层领导人及其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批准，那么脑控武器的操作者，要么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武器，要么就不敢使用这样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针对普通公民使用脑控武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反脑控斗争的基本性质，是反对国家针对公民实施的某一特定侵害行为，诉求国家制定反脑控的法律，依法惩处责任人，并按照《国家赔偿法》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安抚。当然，这并不是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其基本制度和存在的反政府运动，因而它仍然是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框架内来和平进行的。反冒名认为：“中国脑控受害者的反恐战略，是要绕过受害者单个人自己很难查找案子本身的直接证据和进行单独抗争这个弱点，把问题转变成一个全国许多人都在诉讼同类案子的社会问题压力和司法调查压力，并让新闻媒体介入的重大社会事态。”（反冒名《中国脑控受害者的反恐战略》）这一个开放的压力战略。
更多的文献披露和越来越多的关于脑控技术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脑控受害者判断脑控事件的类型和原因带来帮助，也为脑控受害者之间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之争带来可资利用的证据。被搜索到发表在《科技日报》和中国科学院网站、题目为《中国参加又一国际科研计划：人类脑计划》的文章，透露了中国建立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脑神经信息数据系统”的计划。在中国脑控受害者已经了解到的脑控技术知识上，这意味着利用脑控武器向人脑发射电磁波以获取、传播和灌输脑电波数据，从而解读和控制脑思维的技术已经被用于国家战略性的“人类脑计划”研究中。联系到相当多的脑控受害并无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历，甚至许多是大中小学生的特征，一场政府利用脑控武器手段为国家战略性科研计划获得各类被试者日常生活中各种情况下的脑电波数据提供技术手段，以便进行脑科学研究和脑控产品开发的科技悖伦事件便出现在我们的认识中。那些并无脑内对话，只是被窃取和传播脑内思维的受害者，可能与国家政治目的下的特务行动有关。无论脑控受害者是国家战略性科技前沿计划的牺牲品，还是国家反法治的特务统治的牺牲品，这都已经远远不是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的公权私用所能解释得了的了。
对脑控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判断，意味着将形成不同的反脑控斗争途径、形式和策略。南京忻中庆、雪梅等难友以其认识判断为基础发起了针对“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利用“秘密遥控人体和大脑（精神）技术”进行非法人身侵害而向中国高层领导、社会机构、人民团体、以及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组织反映情况的集体控诉信行动。反冒名、海浪等难友则在反击脑控侵害的国家恐怖主义认识上发起了利用国家每年召开“两会”的政治时机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反脑控立法的“议案发其行动”，并试图诉诸社会和政治压力而迫使国家高层领导产生解决脑控问题的政治愿意和行动。2005年以来，这两次在全国脑控受害者范围内发起的反脑控行动，标志着中国反脑控斗争在迈过了初期的知识宣传和情况了解后开始走向反脑控实际斗争的新阶段。尽管达到这样的行动所预期的目标尚显艰难，雪花般遍地飘撒的电子信件并没有获得政府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回应，专门的立法议案也尚未真正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中成案，即便是人大实际立法方面的动作也只是看到更一般的个人信息保护在《刑法》修订中获得成功而没有专门制订禁止针对普通公民使用脑控武器的法律，但是，中国反脑控斗争作为一种公民权利跟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正是中国政治的现实环境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过程。让政府和权力者约束自己不滥用国家军事高科技武器而尊重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脑思维安全的斗争，既是一个特定的科技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更一般地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权力对军事武器的滥用从来都是公民社会最可怕的事情，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
近一年多来，中国反脑控斗争的社会宣传也获得了进步。杨万江和祥天合作的探讨反脑控立法的理论文章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中国科技博览》这样的刊物上而使脑控受害者反制脑控武器的声音首次进入知识界。网名为“毛润之”的难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反脑控网站，收录了大量关于脑科学和脑控技术、反脑控斗争、以及记录难友受害经历的文献。在实际行动方面，全国各地难友纷纷向所在地国安局报案，从而增加了司法调查的压力。由邵玉文和祥天负责的向国家安全部上访立案的行动也持续进行。不断传来难友非组织化地公开在大街上、公安局墙壁上张贴反脑控标语的消息。神仙姐姐和苏州女大学生录制并公开发表自拍视频向社会述说受害经历。成千上万的中国脑控受害者正在寻找任何机会获得社会帮助，并开展反脑控社会宣传。技术对抗脑控侵害的努力是受害者特别困难的方面。屏蔽电磁波攻击的技术和器材十分短缺，也超出受害者的经济能力。甚至在收集受害证据方面，技术手段的匮乏和社会技术部门的不合作也使受害者步履维艰。
研发并投入实战的形势相比，人们对治其威胁和危害的努力却十分滞后。全球许多国家的普通公众要么在脑控武器攻击下沦为各国战略性“脑计划”研究的人体实验牺牲品，要么在政客们的阴谋诡计中遭遇隐蔽性政治暗害，甚至面临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流氓性深度骚扰和脑内思维信息的被窃取和传播。
公众对脑控武器的滥用所凸现的人类脑思维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尚没有足够的认知和警惕。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对脑控武器研发、运用及其进展的知识封锁和信息保密，使普通公众很难通过媒体的零星报道和闪烁其词的专家言论获得足够权威的完整了解。一旦技术和政治野心家们突破脆弱的科技伦理和法律原则而拒绝在高科技的卓绝与公众的无知之间实现知识不对称关系中的权利平衡和人性价值尊重，那么，被政府和他人利用科技和知识优势对其进行人身侵害和侵害性谋利就成为普通公众的悲惨处境。
然而，世界的法则并不总是由脑控武器的掌握和运用者们所决定的。利用脑控武器攻击人脑，并从人脑外部输入对话声音和强制制造精神和生理感觉的侵害行为是一个让受害者能够感觉到的危机事实。即便是那些只是被窃取和传播脑内思维信息的受害者也总是可以从隐私被社会隐蔽传播的蛛丝马迹中感到蹊跷，并寻求查证。更不用说那些遭受强度电磁波和定向能武器攻击的受害者对自己出现身体被物理烧伤的状况有作出遭受侵害判断的基本能力。这意味着，一旦他们从知识上获得这是一种脑控武器和定向能武器攻击的认识，一场受害者反脑控武器滥用的技术、社会、政治和法律斗争就将开展起来。叙述在一个严重滥用脑控武器侵害人民权利的国家中受害者如何开展反脑控斗争，并对这种斗争的性质、认识和方向发表评论，对那些正在遭受脑控侵害的受难者及其斗争者们来说是一个经验和历程的总结；对那些不了解脑控武器及其侵害后果的普通公众来说，将是一种促进脑控问题社会认知和觉醒的宣传；对那些实施脑控侵害的犯罪分子们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抗议和受害者展现反脑控斗争决心、意志和行动的事件。
二，反脑控斗争中的认知和行动
尽管中国反脑控斗争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京忻中庆等人零星的上书政府的活动，但真正形成全国性反脑控斗争认识和形势的是互联网出现后90-年代开
始至今的反脑控斗争。一位网名为“白鸽”的脑控受害者以受到脑控为由向司法机关提起告诉未果，而开始在互联网QQ中建立白鸽反脑控群，并吸引了一批希望了解脑控问题或认为自己被脑控的网民。网络联系形式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反脑控认知。随后出现的一大批反脑控QQ群及其难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使许多在个人的受难中无以解释自己的处境，并经常被自己和他人视为“精神病患者”的人们，发现自己的“症状”属于受到电子精神控制的侵害。当一个人面临精神幻听、身体不适和脑思维被窃取和传播的状况，而理解这一状况又超出其常识和技术知识的解释能力时，人们就总是会寻求能够帮助了解自己处境的知识发现和解决途径。越来越多的被自己判断为脑控受害者的人加入到这些QQ群中，并支持所有那些有利于解除脑控侵害和威胁的反脑控斗争。网名为“神仙姐姐”、留学英国并发现在英国被脑控，然后被迫弃学回国的深圳女受害者孙贤。随后公开在网上建立了专门介绍脑控知识和翻译脑控国际文献的博客。同样有留学经历的山东难友李春香也在网络中翻译了许多脑控问题的国外文献，并把国外反脑控斗争的信息及时传到国内。这两位留学生的知识介绍和文献翻译工作对2005年以前时期中国脑控受害者获得脑控问题的技术知识和国际上反脑控斗争的信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阔视野的作用。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留学外国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脑控问题的认识常常囿于一己所见。在“神仙姐姐”看来，中国出现的大面积脑控问题，是一种来自国际上特别是英国的脑控技术向中国民间社会的非法流传。这种技术被社会中的恶人用来侵害中国普通公众。按照这种解释，中国反脑控斗争的方式，除了向公众进行脑控技术的知识宣传外，主要是针对不同受害者的情况而让人们自己到所在地的社会和自己身边的人中去寻找施加侵害的那些恶人，然后联系国家机关的管理行动进行制止和惩罚。在这样的认识和主张下，政府即便不是一种解决脑控问题的积极力量，那也不被认为是脑控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尽管这种看法带有一种善良的知识女性因回避政治恐惧而扭曲了认知判断的色彩，但他们主要还是受其自己特殊经历的影响。可是，中国绝大多数脑控受害者都不象他们那样有在国外受害的经历。大面积的中国公众在中国遭受脑控武器攻击，而国家安全机关又拒绝立案调查的事实，恐怕很难排除政府作为脑控问题本身之一部分的判断和推测。“神仙姐姐”的认识使其很难真正带领受害者进行全国性的反脑控斗争。实际上，当她在经历了反脑控国际文献的翻译和宣传阶段后，她的热情就消退了。她所做的实际斗争是对被其认定的深圳某地某楼层的某户“恶人”进行痛骂。当一个女人的生活受到根本性颠覆时，情绪上的愤怒总是令人同情。在此之后，她寻求难友支持的已经不是如何反脑控的斗争行动，而是她参加某个地方的家庭厨艺大赛而需要难友粉丝支持才能获奖的那种期待。
更多的脑控受害者认为，从技术的先进性和侵害后果的严重性上讲，中国民间不可能掌握如此专业和重要的技术，即便这种技术通过国外走私而在中国民间出现了，那么，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脑控技术的滥用对国家机密和社会安全造成的危害、威胁和混乱那也会促使政府收缴该武器并禁止其在民间社会中的使用和流传。中国政府连社会中存在的普通刀具都收缴，更何况是军事武器，而且是可以用于大脑精神控制的高科技新武器。政府对全国出现众多的反脑控投诉拒绝调查立案的事实，恰好说明了出现大面积脑控侵害是与政府有关的严重事件。南京忻中庆等一些从“文革”中走过来，并对中国政治有历史经验但仍有深刻恐惧感的人，主张使用“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非法使用“秘密遥控人体和大脑（精神）技术”这样一种措词，强调在反脑控斗争中区分有组织的政府所为与政府中公权私用性质的“一小撮犯罪分子”所为的重要性，并因此与网名为“反冒名”的重庆难友杨万江等发生争论。后者认为，用以进行脑控侵害的技术是一种武器级技术，并被有关文献称为“脑控武器”，或“非杀伤性武器”，“新概念武器”等。针对众多普通公民使用脑控武器进行攻击性侵害的行为，在其事件本身的基本性质上是对人民发动军事进攻的内战罪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该武器的技术先进性和其滥用的严重危害性、受害人群的广泛性，使这一事件不可能只是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偶然的公权私用，而是有组织的政府特务机构或军队为达到特定目的实施的隐蔽性职务侵害行为。尽管针对什么样的人进行脑控也受到这些机构内脑控行动决策者个人目的、偏好和判断的影响，但这样的武器被用以针对普通公民使用，如果不是得到国家和军队高层领导人及其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批准，那么脑控武器的操作者，要么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武器，要么就不敢使用这样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针对普通公民使用脑控武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反脑控斗争的基本性质，是反对国家针对公民实施的某一特定侵害行为，诉求国家制定反脑控的法律，依法惩处责任人，并按照《国家赔偿法》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安抚。当然，这并不是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其基本制度和存在的反政府运动，因而它仍然是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框架内来和平进行的。反冒名认为：“中国脑控受害者的反恐战略，是要绕过受害者单个人自己很难查找案子本身的直接证据和进行单独抗争这个弱点，把问题转变成一个全国许多人都在诉讼同类案子的社会问题压力和司法调查压力，并让新闻媒体介入的重大社会事态。”（反冒名《中国脑控受害者的反恐战略》）这一个开放的压力战略。
更多的文献披露和越来越多的关于脑控技术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脑控受害者判断脑控事件的类型和原因带来帮助，也为脑控受害者之间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之争带来可资利用的证据。被搜索到发表在《科技日报》和中国科学院网站、题目为《中国参加又一国际科研计划：人类脑计划》的文章，透露了中国建立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脑神经信息数据系统”的计划。在中国脑控受害者已经了解到的脑控技术知识上，这意味着利用脑控武器向人脑发射电磁波以获取、传播和灌输脑电波数据，从而解读和控制脑思维的技术已经被用于国家战略性的“人类脑计划”研究中。联系到相当多的脑控受害并无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历，甚至许多是大中小学生的特征，一场政府利用脑控武器手段为国家战略性科研计划获得各类被试者日常生活中各种情况下的脑电波数据提供技术手段，以便进行脑科学研究和脑控产品开发的科技悖伦事件便出现在我们的认识中。那些并无脑内对话，只是被窃取和传播脑内思维的受害者，可能与国家政治目的下的特务行动有关。无论脑控受害者是国家战略性科技前沿计划的牺牲品，还是国家反法治的特务统治的牺牲品，这都已经远远不是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的公权私用所能解释得了的了。
对脑控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判断，意味着将形成不同的反脑控斗争途径、形式和策略。南京忻中庆、雪梅等难友以其认识判断为基础发起了针对“政府中一小撮犯罪分子”利用“秘密遥控人体和大脑（精神）技术”进行非法人身侵害而向中国高层领导、社会机构、人民团体、以及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组织反映情况的集体控诉信行动。反冒名、海浪等难友则在反击脑控侵害的国家恐怖主义认识上发起了利用国家每年召开“两会”的政治时机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反脑控立法的“议案发其行动”，并试图诉诸社会和政治压力而迫使国家高层领导产生解决脑控问题的政治愿意和行动。2005年以来，这两次在全国脑控受害者范围内发起的反脑控行动，标志着中国反脑控斗争在迈过了初期的知识宣传和情况了解后开始走向反脑控实际斗争的新阶段。尽管达到这样的行动所预期的目标尚显艰难，雪花般遍地飘撒的电子信件并没有获得政府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回应，专门的立法议案也尚未真正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中成案，即便是人大实际立法方面的动作也只是看到更一般的个人信息保护在《刑法》修订中获得成功而没有专门制订禁止针对普通公民使用脑控武器的法律，但是，中国反脑控斗争作为一种公民权利跟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正是中国政治的现实环境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过程。让政府和权力者约束自己不滥用国家军事高科技武器而尊重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脑思维安全的斗争，既是一个特定的科技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更一般地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权力对军事武器的滥用从来都是公民社会最可怕的事情，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
近一年多来，中国反脑控斗争的社会宣传也获得了进步。杨万江和祥天合作的探讨反脑控立法的理论文章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中国科技博览》这样的刊物上而使脑控受害者反制脑控武器的声音首次进入知识界。网名为“毛润之”的难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反脑控网站，收录了大量关于脑科学和脑控技术、反脑控斗争、以及记录难友受害经历的文献。在实际行动方面，全国各地难友纷纷向所在地国安局报案，从而增加了司法调查的压力。由邵玉文和祥天负责的向国家安全部上访立案的行动也持续进行。不断传来难友非组织化地公开在大街上、公安局墙壁上张贴反脑控标语的消息。神仙姐姐和苏州女大学生录制并公开发表自拍视频向社会述说受害经历。成千上万的中国脑控受害者正在寻找任何机会获得社会帮助，并开展反脑控社会宣传。技术对抗脑控侵害的努力是受害者特别困难的方面。屏蔽电磁波攻击的技术和器材十分短缺，也超出受害者的经济能力。甚至在收集受害证据方面，技术手段的匮乏和社会技术部门的不合作也使受害者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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